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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十年·中国观察】国潮俘获“Z世代”，中国人审美旨趣向内看******
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 题：国潮俘获“Z世代”，中国人审美旨趣向内看
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
曾经风光无两的国际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华业绩大幅下滑。其CEO近期坦言“犯了错”。
“如今的中国消费者，喜欢(产品)有一种‘中国的感觉’。”他说。
这种“中国的感觉”正在塑造一股被称为“国潮”的新风尚，风靡中国社会并传至海外。
运动品牌植入苏绣等中华美学元素后，摇身变为时尚青年抢购的潮品；六百岁故宫推陈出新，“朕的心意”月饼、宫廷色口红等文创精品刷爆年轻人朋友圈；“中国智造”产品，凭着过硬的质量和高颜值，收获一波波“铁粉”……
国货热销、国风流行、国潮涌动，以“中国元素”为内核的这股社会风尚，折射出中国人消费偏好之变；深一层看，背后更是“东方式”审美旨趣的回归。
资料图：2021年9月7日，北京，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故宫角楼巧克力月饼吸引观众。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曾经，永久、回力等国货老牌子代表实惠耐用和一个时代的时髦；改革开放后，高档“洋气”的外国品牌涌入，人们以追逐“洋品牌”为荣。进入新世纪，本土品牌苦练内功、逐步崛起，国货消费热潮勃兴。
顺着时间轴看，中国人消费与审美可谓经历了从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”，到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，及至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的再度回归和螺旋式上升。
从2011年到2021年，“国潮”相关搜索热度10年间上涨528%；中国消费者在网购平台每买10件商品，有超过7件是国货；近八成中国消费者偏爱国产品牌……大数据佐证了“国潮”热度。
陆续步入社会、作为新兴消费力量崛起的中国“Z世代”(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)，正是国潮旋风的重要塑造力量。相关调查显示，“Z世代”对“中国红”元素产品情有独钟，国潮品牌与年轻人“双向奔赴”。
资料图：2020年8月1日，“大白兔冷饮店”主题展亮相成都。老字号国民品牌大白兔集中了五大主题IP装置，汇集童年经典记忆、国潮时髦元素、趣味互动和潮流消费于一体，吸引当地民众前来品味儿时味道。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喜欢囤鞋的北京青年王悦发现，身边的朋友们，非耐克、阿迪达斯不买的人少了，穿李宁、安踏的多了。
旅居加拿大的程女士感叹，欧美化妆品代购“不像过去那么火了”，借社交平台推荐精致又平价的东方美妆，正成为中国女孩新时髦。
买国货、用国货、晒国货已成“Z世代”社交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熟悉新媒体、智能手机的这代人，既从社交平台获取灵感，更新对传统文化、东方美学的认知，也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国潮消费体验，寻找“同好”与归属感。
“国货质量挺好的，设计具有中国风，能展现品味和个性”，代表了国潮青年的心声。这也折射出中国“Z世代”消费与审美的代际特点：不唯大牌，注重实用，同时兼顾颜值和文化内涵。
这正呼应了“国潮”趋势的灵魂——“国”，代表着中国元素、中国风格、中国审美等文化层面的内容。它不仅指印章、水墨这些中式符号，也指符号所传递的中国哲学与价值观。
资料图：2019年12月27日，众多古装爱好者在故宫博物院内拍照留念。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荣登“国潮顶流”，在于这只大熊猫“很可爱也很中国”，传递出中国人待客的那份和气；中国留学生穿着国潮卫衣走在外国街头，感受方正汉字“独一份的潮范儿”；《洛神水赋》《只此青绿》等经典演绎，让现代人惊叹中华文化之大美……
原来，传统的东西不意味着“老土”，而是可以很青春、很时尚；也不意味着深藏在博物馆里，而是可以渗透进人们的日常。
弥散在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、玩各个领域的国潮风尚，契合中国人渴望文化认同、审美共鸣的内在需求，也为中华文化、中华美学重新被发现、被激活提供了契机。
资料图：2022年1月12日，北京冬奥吉祥物“冰墩墩”“雪容融”亮相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路(北中轴路)，吸引路人拍照留影。中新社发 郭俊锋 摄2021年一份社会调查显示，70%以上的受访青年认为国潮增强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，并能通过国潮感受到传统的熏陶。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曾在报道中指出，外国品牌过去代表着优越的西方生活方式，但现在，中国消费者对China style(中国风)更有信心了。
曾经，中国人步履匆忙、不停追赶外面的世界；走过千山万水，愈加发现“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的圆”，触动中国人心灵的诗意与浪漫，原来就在自身文化的母体之中。
被唤醒的东方式审美，滋养着国人，也带给世界新鲜感。自信优雅的“中国妆”受到亚洲女孩追捧，日本媒体预言“华流”即将席卷世界，外国“网红”对中国互联网产品爱不释手，欧美品牌“借用”国潮元素……正所谓，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“国潮”是什么？有人说，这不过是商业和消费现象；有人说，这关乎中国人的审美和文化；还有人说，这是国民心态的投射。
“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，也是国力之潮，更是国运之潮。”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钰这样认为。(完)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 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  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 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 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 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  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 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 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  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 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 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 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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